劳动力短缺如何重塑建筑

从零开始建造一座城市绝非易事。过去未曾轻松，未来也绝非坦途。要凭空创造出本应顺其自然、循序渐进发展的事物，这一设想本身就需要资源、组织，而最核心的是劳动力。1958年的情况便是如此，当时巴西的中部高原因建设巴西利亚而成为20世纪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。在时任总统儒塞利诺·库比契克（Juscelino Kubitschek）“五年抵五十年发展”的口号下，数以万计的 candangos（主要来自巴西东北部的移民，大多未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）涌入此地，仅用了三年出头的时间便建成了整座首都。奥斯卡·尼迈耶（Oscar Niemeyer）的建筑杰作与卢西奥·科斯塔（Lúcio Costa）的城市规划之所以能够落地，完全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：有足够充裕的工人愿意忍受低廉的工资和极其恶劣的条件，去将混凝土和曲线塑造成国家的象征。

近七十年后，巴西却面临着截然相反的境地。即便有政府的政策激励和不断放宽的住房信贷，建筑业依然难以填补岗位空缺。根据巴西建筑工业商会（CBIC）的数据，94%的建筑公司面临劳动力短缺，超过四分之三的公司因人手不足而不得不修改项目进度表。泥瓦工、普通工、电工、钢筋工和焊工都出现了短缺。巴西全国工业培训服务机构（SENAI）的工业劳动力地图预测，到2027年，该行业将需要填补440万个工作岗位。

然而，建筑专业人员的短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。在美国，联合建设者和承包商协会（ABC）估计，2027年该行业将需要吸引大约45万名工人。该组织本身指出，这种迫切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填补离职员工留下的空缺，尤其是退休人员。与此同时，尽管美国年轻人对建筑行业的兴趣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，但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（NAHB）于202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，在已经明确职业方向的18至25岁美国人中，仅有6%表示愿意在建筑行业谋求发展。

这一趋势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建筑市场上演，仅呈现出细微的地域差异。根据特纳唐逊（Turner & Townsend）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，在44个国家分析的112个市场中，约有71%面临劳动力短缺。这一比例在欧盟甚至超过了93%，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受访的市场中则达到了100%。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反复出现的共性诱因：劳动力老龄化、难以吸引年轻一代投身建筑业，以及某些市场对移民工人流入的限制。

充裕时代的模式

回到巴西的背景来看，20世纪的建筑业建立在一个结构性假设之上，即该国拥有几乎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，随时可以向城市转移。自20世纪50年代起愈演愈烈的农村人口外流，不仅推动了巴西利亚的建设，还催生了巴西各城市更大规模的高层建筑热潮，塑造了如今被公认为该国现代主义建筑遗产的众多作品。

建筑评论家兼建筑师塞吉奥·费罗（Sergio Ferro）指出，现代建筑在形式上的高度自由——包括悬臂板、自由曲线和清水混凝土的雕塑感造型——直接依赖于密集、低技能且低报酬的手工劳动力，是他们用身体践行了图纸的要求。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手工艺——即代代相传并备受推崇的技艺知识，而纯粹是源源不断的人力供给使得人们无需反思施工过程本身：因为永远有足够的人手来搬运模板、绑扎钢筋和浇筑混凝土。

如今，巴西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，已经是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国家。建筑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速度远快于其补充速度，许多人已将这一问题描述为一场真正的劳动力危机。更棘手的是，年轻一代往往将建筑工地与高强度、低吸引力的体力劳动联系在一起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体面、舒适或偏向技术性的工作，比如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。

对建筑设计的连锁反应

正是在这里，劳动力的匮乏不再仅仅是一个施工问题，而变成了一个设计问题。建筑业历来是一个对工艺变革具有极强抵触性的行业。当工厂在机械化、自动化和数字化浪潮中一次次发生蜕变时，几十年来，许多建筑工地依然在按照基本相同的逻辑运行：零散的材料运抵现场，庞大的队伍进行手工操作，建筑在原地缓慢地组装起来。一张五十年前汽车工厂的照片所展现的生产系统，可能与今天有着天壤之别；但如果是一张同时期的建筑工地照片，看起来可能并不会让人觉得陌生。

这种守旧不能仅仅归咎于观念保守或技术滞后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由于有着庞大的劳动人口支撑，人们缺乏从根本上改变该系统的经济动机。特别是在巴西，快速的城市化、国内人口迁移以及低技能劳动力的充足供应，都让这种模式得以长期维系。

然而，正是这一赖以生存的前提正在逐渐消失，迫使建筑企业加速推行工业化进程：采用装配式系统、厂制构件、模块化解决方案、机械化作业以及算法辅助的施工管理。如今，工业化不再仅仅意味着建造速度更快、精度更高，它同样意味着在设计之初，就要考虑如何用更少的人力把房子盖起来。

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讽刺现象。当当代建筑文化的一支在极力歌颂红砖、夯土、石雕或竹编的回归，将其视为物质真实性、在地知识和环保责任的表达时，绝大多数建筑的实际生产体系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：现场的手工作业越来越少，工业化构件、装配化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。这并非出于审美或意识形态的偏好，而是因为曾经维系某些建造方式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。

这并不意味着手工艺的消亡，而可能预示着其经济地位的转变。手工作业之所以能保留下来，主要是因为其在文化、材料或建筑学上的价值足以抵消所需的时间和资金成本，并且其预算、工期和客户群体能够包容这些支出。这种张力与印度当前的状况十分相似：在今天，保护传统技艺不仅需要留住知识，更需要建立能够供养这些技艺的新型经济模式。

然而，巴西利亚早已经预示了另一种模式的可能性。被称为“莱莱”（Lelé）的建筑师若昂·菲尔盖拉斯·利马（João Filgueiras Lima）在巴西利亚仍在建设期间便来到了这里。通过20世纪60年代在巴西利亚大学的实验，他开始探索装配化以及施工流程的合理化。这些原则塑造了他的职业生涯，并在数十年后的萨拉医院集团（Sarah Network）的设计中达到了可以说是最精致的表达。

“莱莱”的存在使得这个故事变得不那么线性：巴西建筑的工业化并不是始于当下的劳动力短缺，它早已作为一项关注流程合理化、建造速度和建筑品质的项目而存在。改变的只是其紧迫性。对“莱莱”而言，这曾是关于如何建造的主动选择；而如今，在许多情况下，这正变成一种经济上的被迫选择。因此，预制混凝土、算法辅助施工管理以及减少人工需求的设计，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技术对手工艺的胜利，而应被视为对劳动力格局变化更广泛响应的一部分，甚至预示着一种可被称为“匮乏建筑学”的新常态。

然而，一场有趣的逆转正在上演。随着人工智能向认知和办公室任务渗透——这些几十年来似乎提供更高保障的工作——许多熟练的手工作业依然难以完全实现自动化。建筑工地需要具备应对不规则工况、适应突发状况、协调复杂身体动作以及实时做出决策的能力。这些专业人员的短缺已经开始提升他们的经济价值，并在某些语境下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关注度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手艺人浪漫主义式的回归。因稀缺而带来的更高工资，不等同于对作为传统、慢节奏或薪火相传之知识的手工艺的重视。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分化：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吸收了重复性高、体力消耗大的任务，而人类劳动力则集中在那些依然难以标准化的环节，如精装、现场微调和定制解决方案。因此，手工艺可能不再是建筑工地的普遍标准，而是作为一种日益稀缺、高度专业化且昂贵的技能而存在。